加强环境与健康风险交流

◆本报记者李军

　　浙江省海盐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规划选址论证公示，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海盐县相关领导近日在新闻通报会表示，经研究，海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已停止。接下来在政府项目建设中要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更加有效的“民主促民生”的协商机制和方法，与民众协商沟通。

　　近些年，不少拟建的垃圾焚烧厂、化工等项目，常常因为公众对环境健康风险的质疑而匆匆下马。对此，专家表示，相关机构应充分了解公众对风险是怎么认知的，在沟通过程中，知道怎么去回应、引导公众风险认知，通过良好的沟通化解公众焦虑情绪。

　　风险交流做不好会加剧公众对风险感知的偏差，支离破碎的信息也会加重公众心理负担

　　目前，环境健康风险主要有3类：一是突发性环境事故，如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存储、运输过程中的火灾、爆炸与泄漏等。二是累积性污染在特定条件下造成的突发性事故。三是长期慢性环境风险，比如雾霾、污染场地、化学品在环境中的长期累积等。

　　根据统计数据，近些年来，我国环境污染事件发生的频率一直在下降，但公众却认为环境健康风险变大了。

　　对此，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毕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一是因为大多数人对风险的认知来自突发事件，一些特别重大的污染事件带来的冲击效应，数倍甚至成百倍于较小的污染事故，公众普遍不能接受发生概率虽然小，但是后果特别严重的事件。

　　二是风险交流没有做好。如PX项目，在实际风险与公众感知风险之间存在极大的反差，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均未能在适当的时候给出合理的解释，加剧了公众风险感知的偏差。加上公众参与的缺失，让公众以为其中隐藏着更多说不清的东西，造成了恶性循环。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研究员王若涛持同样观点，他认为，任何风险事件发生之后，都会对公众感情造成刺激。这种感情上的刺激，叫情感反应。在强烈情感反应下，尤其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人们的感知会有问题。

　　他列举了两个最常见的问题：一是公众会选择性地听和理解；二是一旦有了强烈情感刺激以后，公众多会从负面考虑问题。他举例说，如某一段时间连续发生空难事件，公众就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坐飞机不安全。其实不然，以前经常坐飞机，并不会这么想，但媒体接连报道的空难事故，会让公众在情感上有一个自然的反应，认为坐飞机不安全了。

　　王若涛表示，对于风险感知，人与人是不同的，专家、政府、媒体、大众各不相同，当事人、密切相关人与一般相关人也不同。专家眼中的风险是以统计、风险几率和死亡率等数据所估算出来的，是科学数据与几率，是对群体造成的影响；而对于普通人来说，风险是对个人生活造成影响的严重性、可能性，是时空距离的心理感知。常常不会站在群体的立场，永远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考虑问题，而且往往是凭借个人经验。

　　他强调，实际的风险与公众感知到的风险是截然不同的。风险感知不一样，反应就不一样。这一点在环境健康风险沟通交流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到。

　　为什么公众采取抗争的方式，而不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沟通？在专家看来，实际上不是公众没有理性，而是基于已经看到的行业现状，而产生忧虑。如信息公开，相关环保组织在2012年和2014年做了全国所有垃圾焚烧厂的信息公开申请，但两次的结果都是只有30%左右的回复率。

　　王若涛表示，信息的缺乏会引起关系人的高度焦虑，获得支离破碎的信息也会加重人们的心理负担。

　　有效的风险沟通必须用与听者高度相关又熟悉的实例来说明，用简单明了、清晰易懂的语言

　　王若涛认为，开展环境与健康风险交流，必须认识到普通公众对风险感知与政府、专家的差异。有效的沟通，必须用与听者高度相关又熟悉的实例来说明，并且要用简单明了、清晰易懂的语言。在风险沟通时，尽量不要用负面语言，多介绍当前在做什么，而不是没做什么。

　　他将环境健康风险交流的模式总结为3个，一是信息发布和传播，二是双向交流和健康教育，三是参与式决策和共同管理。

　　其中，信息发布和传播，如新闻发布，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沟通方式。对于双向交流和健康教育，王若涛表示，现在环保部门、媒体和相关人员的对话交流很少，即使有沟通往往缺乏足够的策划，常常是应急。出了环境健康事件，媒体报道后公众关注了，才被迫出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