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江豚保护区遭破坏 农民无视禁令闯入开垦

　　搞生产、建工厂，明令禁止却屡禁不止。长江边一个国家级江豚保护区面临“内忧外患”，保护区面积从规划的7万亩缩减至3万多亩，成为长江生态保护之困的一个缩影。

　　保护之困：“规划的7万亩萎缩至3万多亩”

　　顺利的话，湖北长江天鹅洲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6年将增加9名江豚新成员，累计总数将接近70头。然而，2010年左右，这个保护区内的江豚年增数量仅为2－3头。

　　保护区位于湖北石首市境内、在九曲荆江的上游，是目前长江中游唯一的自然保护和迁地保护结合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21公里的长江故道成为江豚自然生息的宝地。

　　但是，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沿江开发的力度加大，执法力度和措施的不足，使得江豚生存的大环境仍在恶化，保护区的建设发展和运行也面临各种“掣肘”。

　　一方面，长江排污仍然严峻，保护区内污染不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危起伟介绍，他曾在长江中游一江段多个调查，沿岸城市和工厂像长江直排污水，现在得到一定治理，建起了污水处理厂，但是效果仍然不乐观。“而沿岸工矿企业的排污口报的一两处，但实际上大几百处。”

　　来自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废污水量的排放量逐年增加，从2005年的296.4亿吨增加到2014年的338.8亿吨，共增加42.4亿吨，总增幅14.3%。

　　记者了解到，石首市和监利县与保护区临近的几个乡镇农民生活生产用水都是从保护区的长江故道里取，但同时污水排放也向保护区的故道里排。

　　天鹅洲国家级保护区副主任张振华说，保护区的水质不如长江干流的水质，好的地方三类水质，差的地方四类，甚至五类水质都有。

　　另一方面，“三区”形同虚设，面积不断萎缩。根据我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禁止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其中核心区禁止人类活动。危起伟、张振华等介绍，且不说缓冲区和实验区了，连核心区的生产经营活动也是司空见惯。

　　在天鹅洲保护区内，长江边很多滩涂都成了“良田”，一年四季都有农业生产。张振华说，保护区是开放式，尽管明令禁止在里面种地，但是附近农民常年搞农业生产，禁令形同虚设，农业面源污染有增无减。

　　张振华无可奈何地说：“保护区的面积规划的接近7万亩，但实际上萎缩到3万多亩。这些年来，滩涂不断地被农业生产蚕食。”

　　除了农业生产，一些地方工业项目也“闯”入保护区。2014年，天鹅洲所在的石首市在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工建设一座农产品加工厂。打地基开建了，我们才知道这个事，跟地方政府协商无果，最后通过向省环保部门举报申诉，才得以拆掉这个工厂。”张振华说。

　　管理之困：“水涨到哪，我们管到哪”

　　大环境、外部环境掣肘保护区发展的同时，保护区内部发展运行的小环境也是困境重重。首先是专业人员数量不足和基础设施落后。

　　据了解，天鹅洲保护区的面积不小，但真正的专业技术人员只有2名，外巡护、监测、内管理等人手常常捉襟见肘。另外，保护区的基础设施也面临不足。天鹅洲虽是国家级保护区，但是监控设施至今没有建设到位，监控防护基本靠“脚跑眼看”。

　　其次，地位弱势，管理变成了“水到哪，管到哪”的局面。据调查，前些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常常冲突，保护区与地方政府之间沟通协调存在困难。

　　张振华坦言：“维护生态是给人类做贡献，没有给地方做贡献，反而还产生渔民转产等矛盾，限制地方政府工业项目落地等等，一定程度上得不到地方的支持与配合。”

　　由于规划保护涉及渔民转产转业，按照当初的政策，渔民安置是地方政府的职责和任务，但是转产上岸的渔民年年都到保护区门前闹事。“拦车、锁门都有，地方政府安置不力，最后麻烦事就落在保护区头上。”

　　第三，保护区的水量，保护区没有发言权。天鹅洲保护区在1998年前是与长江连通的，1998年大洪水后，故道的上游修建起了堤防，阻断了长江水，使得保护区成了死水，只能依靠下游的天鹅洲闸排水或者从长江引水。

　　“但是保护区至关重要的泵站管辖权在地方水利部门手里，每次都是我们去求他们放水、抽水。”张振华说，保护区的需求并不是水利部门首要考量的因素，他们要考虑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利益。如果放水，就会淹掉一些农民的违法占用的滩涂，如果抽水可能造成农民取水困难，所以每次协调保护区的水量都大费周章。

　　破解之道：加快经济转型，加大执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