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安全法》都管哪些事？

　　我国核安全领域的根本法——《核安全法》于2018年1月1日起实施。《核安全法》通过设立严格的标准、制定严密的制度，实行严格的监管，并对违法行为实施严厉的处罚，对保障核事业安全可持续发展、捍卫国家安全、维护公众权益、推动核电“走出去”，具有重要作用。本版从今日起特刊发《核安全法》解读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核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核能事业的健康发展、从业人员和公众健康与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

　　我国核工业快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在运核电机组数全球第四（36台）、在建核电机组数（20台）全球第一的核电大国。根据《“十三五”核工业发展规划》，到 2020 年我国将跃居世界第二大核电国家，核电运行和在建装机将达到8800万千瓦。

　　发展核能不仅有利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应对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问题，还将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然而，快速发展核能的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其潜在的风险，尤其是核事故或辐射事故产生的电离辐射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因此，开发利用核能必须建立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

　　可以说，核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核能事业的健康发展、从业人员公众健康与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从事核事业必须遵循确保安全的方针。2018年开始实施的《核安全法》对核设施、核材料及相关放射性废物采取充分的预防、保护、缓解和监管等安全措施，防止由于技术原因、人为原因或者自然灾害造成核事故，最大限度减轻核事故情况下的放射性后果。

　　一直以来，国际社会和各国都非常重视通过立法来保障核安全：《核安全公约》、《乏燃料与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的《基本安全原则》都要求国家要建立核安全立法与监管框架；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专门制定了核安全法；福岛核事故后，韩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纷纷通过立法完善本国的核安全法律制度。

　　除了已颁布的《核安全法》外，我国在2003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放污法》），《原子能法》的立法工作也一直在积极推进中。《核安全法》与这两部法的关系是公众关注的问题之一。这3部法律不可避免地有一些重叠，但不能有遗漏，并不影响各自的立法地位。调整的范围、深度和角度都会有所不同。按照目前的规划，这3部法律可以构成我国核技术利用的基本法律体系。

　　《放污法》重点关注环境安全，从环境的角度对核与辐射活动提出要求，主要的规范对象是放射源和放射性废物，也涉及一些核设施安全的基本要求。

　　《核安全法》重点是核设施的建造质量和运行安全，防止大规模的放射性释放，同时也对目前公众关注的放射性废物和乏燃料的安全做出规定，规范了放射性废物处置的要求，弥补《放污法》中的不足。

　　《原子能法》应该是一部促进法，涉及的范围应该更广，重点是如何促进核能及核技术的发展，应该包括发展规划、布局、速度、资源、技术路线、能力建设、科研，进出口，核不扩散、人才培养等，当然也应该包括核安全。可以看出，《原子能法》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就不可能写得很细，只能提出一些基本原则。

　　“最终目标是希望核技术能造福人类，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核安全法》第一条明确了立法目的。在立法目的中列出了一系列目标：“为了保障核安全，预防与应对核事故，安全利用核能，保护公众和从业人员的安全与健康，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此条描述了从直接目标到最终目标的递进式关系。首先，《核安全法》的直接目标就是保证核设施的安全运行，预防事故的发生并在事故情况时缓解事故或减轻放射性后果。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保护公众和从业人员的安全与健康、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最终目标是希望核技术能造福人类，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这里用“可持续发展”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可持续”包含着安全性、经济性，这是核技术的两个基本属性，离开任何一个都不可持续。同时，“可持续”还意味着要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额外增加后代人发展的负担。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核技术，发展核电是国家整体安全战略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安全的最终目标是保障核电的健康发展，不要因为安全问题断送了核电的发展。